这是我们的第三胎，头两胎生的是女儿，在二女儿手下面，妻子怀了4个多月的孩子，因为风声太紧了，被迫做了引产手术。这个第三胎是妻子意外怀上的。妻子的孩子很稠，我跟妻子是24岁时结的婚，到现在60岁了，一直都没有采取过避孕措施，至今连避孕套怎么用的都不知道。当时，我们跟千千万万个农村夫妇一样，一心想生一个儿子为我们养老送终，传宗接代，所以，结婚几年来，我和妻子为实现这个心愿，一直在偷生的路上。哪怕是那个年代的计划生育很紧张，生三胎是很严重的，但是我和妻子没有实现愿望，一直都在偷生超生，一天吃了晚饭，鹤茂舅舅那个村庄的村干部来到鹤茂舅舅家里对鹤茂舅舅说：“明天计生小分队要下来检查落实外来人口，前两次我给你隐瞒过去了，这次不知道怎么走露了风声，他们提到了你的名字，所以，让你的外甥女赶快转移，万一被抓去流产了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
那个村干部说完就走了，刚走了两步，他又折转身过来对鹤茂舅舅嘱咐道“绝对不能在外面说，我今天晚上来过的事。”那个村干部走后，我们都非常害怕，因为当时有地方政策：对于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可以异地引产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奖励。随即我们就开始商量对策。老家，我们是不能回去的，想来想去，鹤茂舅舅说：外甥女也快生了，就到你小老表王胤霖那里再躲一阵子吧。小老表王胤霖是鹤茂舅舅的小儿子，在他们外乡当入赘女婿，虽然我们没跟小老表来往过，但是，为了躲避风头，我们只有厚着脸皮过去了。于是，鹤茂舅舅连夜把我们领到小老表那里去了。去了以后，小老表的岳母说咱们都是一个县的，政策是一样的，都要负连带责任。一种寄人篱下的卑微，使我们羞愧难当。
妻子赔着笑脸说：“表婶，我差10多天就要生了，请你给我请个接生婆打催产针生好吗？”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小老表的岳母娘就给我请了一个很有技术的接生婆。这个接生婆六七十岁了，是他们医院里退休的接生医生。她仔细检查了妻子的胎位后，说可以打催产针生了。她问了我们回家的距离后，就给妻子打了两支催产针，并带了一些止血的药物一路陪伴我们回去。离家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，在一个村子旁边，妻子说：“孩子已经下来了，走不了了。”我连忙把妻子搀扶到一个地埂上，就势把她躺在地沟里开始生孩子了。
也许是上天的眷顾，妻子在接生婆的帮助下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女儿。看到母女平安，我高兴的给女儿取名叫王静婉，这一个名字是我跟妻子提前商量好的，只有这孩子能顺利的出生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取名叫王静婉，以后再也不生了。担惊受怕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我随即就回家请人把妻子抬了回去，然后又把藏在亲戚家里的两个女儿接了回来。第二天村干部就找上门来让妻子去做了结扎手术。我们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后，一家五口人终于能团聚在一起，光明正大的过上安定的日子了。妻子结扎的第三天，村干部就到我家里来对我说：让我向乡里交1000块钱，给三女儿安上户口，不然的话，孩子就是个黑孩，既分不到田地，又上不了学。我结婚几年后的这几年一直在跑计划生育，住的房子还是掏600块钱买邻居的三间茅草屋，猪鸡都不敢喂，害怕被小分队给逮走了。
粮食有时还不够吃的，因为我结婚时，妻子没有赶上分田地，父母只给我分了一个半人的二三亩田地，打下来的粮食除了交公粮提留款外，剩下的粮食已无多少了。再加上平时挤着了没有钱花，背点粮食去卖，所以，粮食绝大多数都是年年都不够吃的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。因此，当我和妻子听说要1000块钱给女儿上户口时，我们都觉得是个天文数字，根本拿不出来。可是，女儿不上户口又不行，决不能把王静婉弄成黑孩了。于是，我请亲戚托人到乡里去说情，他们看我实在困难，最后减免了400元，我们东凑西凑的借了600块钱给乡里，三女儿王静婉才安上了户口。王静婉的户口刚安上不久，乡里又开始了一场“过河清”运动，就是针对超生二胎和三胎的农户要一次清超生罚款。
超生二胎的一把掐交齐是6000元，超生三胎的12000块，那一段时间催缴小分队的宣传车，经常用大喇叭在全行政村里巡回点名宣传。当时，我跟妻子还不到30岁，我就是农闲时，跟着邻居的建筑队在乡下给人家盖房子挣点零花钱，收入微薄。妻子带着三个女儿在家里种田，我们背负着天文数字的罚款和债务，日子过得清苦至极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有一次，我在外面干活回来，妻子对我说她这一段时间经期反常，一个月要洗几次身子，而且出血量特别大，没有力气干活，到街上赶集二三里地的路程要歇几次歇子才能走到。我也带着妻子到街上的诊所去治过，医生给她挂两瓶水，配点药吃就回来了，但经期的反常现象始终没改变。有一天吃了早饭，我准备到建筑队干活，我听到妻子在茅厕里用微弱的声音喊我。我到厕所一看，地上淌了一大片血，妻子的脸色苍白，几乎要昏死过去的样子，我感到事态的严重，决定把她带到公社医院去检查检查。
我就用架子车拉着妻子和二女儿，妻子抱着襁褓中的三女儿，大女儿跟着我在地上走，我们一家人来到医院给妻子检查病情。给妻子检查病情的是医院的王院长，妻子见他是个男医生，使劲的扯着裤子不脱，在其他女医生的劝说下，为了病情和生命妻子才羞涩的放弃了抵抗。王院长把手伸进去检查之后，惊讶的说：好的一个瘤子呀。我跟妻子都担心是什么怪病，王院长通俗的对我和妻子说：是个公瘤子，医学上称做“子宫肌瘤”，它是喝血长大的，把子宫切除就可以了，如果是个母瘤子就完了，它就是宫颈癌算是没法治了。王院长随即就让我们交400块钱的手术治疗费，立马做子宫切除手术。
我手里只有前天结算的200块钱的工钱，没办法我又到岳母家里借了200块钱，凑够了400块钱的手术费。手术进展的很顺利，子宫肌瘤切除后，一位医生让我看了看切下来的瘤子，我一看那个瘤子比猪心包子还要大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妻子做了手术，又在哺乳期，需要营养补充身体，尽快恢复体力，我只有在外面拼命打零工挣钱。妻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操持着家务。一连串的变故使我们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，我唯一拥有的就是三个女儿和一个不离不弃的妻子。当时，家里穷的连吃的油都没有了，有一次，妻子抱着小女儿领着二个大女儿到街上的一个熟人的肉架子前面，想去赊点肉回来一是想炼点油吃，二是想弄点肉给孩子们解解馋。
妻子走过去的时候，买猪肉的人比较多，妻子手里没钱，只是默默的站在后面，等那些买肉的人走后她再上前去买。等了一会，买肉的人走了以后，妻子带着讨好的笑容说：“大哥，我没有钱了，把你的猪肉赊点给我好吗，家里断了半个多月的油吃了，等我当家的结了工钱就还你好吗？”那个卖肉的人笑着说：“婶，你喊翻辈了，我应该问你喊婶的，你当家的是我喊爹的，你要多少啊我给你割点，啥时候有钱，啥时候再给我。”妻子卑微的笑着说：“你给我割3、4斤肥肉吧，我炼了油后，把肉渣子炖炖给孩子吃。”
那个卖肉的是我邻邦队的一个同姓的侄子，他给我妻子割了8斤肥肉，又割了3斤瘦肉，然后把账本递给妻子让她写上了欠款钱数和名字。妻子感激不尽的掂着猪肉，领着三个女儿回去了。这样艰难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在我跟妻子勤劳持家的拼搏下，日子渐渐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期间，我跟妻子夫心妇意的拼命劳作，我们种过几年烤烟，承包过砖机，给人家做砖坯子，后来自己也建了一个吊窑开砖厂，日子在汗水的浸泡下渐渐的有了好转。经过20多年的拼搏，我们不仅交清了罚款，还清了所有的外债，还住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平房。后来，两个大女儿长大后，都在当地结婚成家了，有了比较幸福的家庭。2008年，我跟妻子花了10多万块钱在集镇上买了一块地皮，盖起了两间两层的楼房，这是我们在90年代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2018年，那个打催产针在半路上偷生下来的、并且交了12000块钱罚款的三女儿王静婉，也结婚成家了。三女儿王静婉也是我跟妻子最大的骄傲，她大学毕业后，跟一个女同学在宁波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经过这几年的运行，有了稳定的业绩增长。
她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厂房和工厂还为国家创收了一些关税，在这三年疫情期间，效益一直在稳定增长，她自己在宁波买了房子和车子。说来也是缘分，三女婿是我们当地的跟她是同年同月出生的，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一家公司里当程序员，年薪近20万元。最让我们高兴的是三女婿疼爱王静婉，他把工资卡都交给了王静婉，让王静婉掌管他的工资。三个姐妹中为我们花钱最多、最大方的就是这个偷生的王静婉，过年过节和平常的给我们一些钱物令邻居们羡慕。当然，我们对这三个女儿都是一样看待的，没有偏向，她们都是妻子身上掉下来的肉。
只是5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能力不同而已，她们花给我们的每一分钱都代表着她们的孝顺。王静婉说：她给我们的钱物时，都是跟女婿商量好的，从不会背着女婿给我们的。现在苦尽甘来的我和老伴并没有躺平享福，等着女儿给我们养老，老伴在家里坚守大后方操劳家务，我依然在外面打工拼搏。今年60岁的我，在武汉的一个家具厂里钉木架打工，虽然很累，但一个月有7、8000块钱的工资收入也是值得的。腊月20，我才放假回家。前天，老伴看着家里30多万的存款时，感慨的说道：“想想当年贫穷卑微的时候，真不敢想象现在能有这么多的存款。人，只要勤劳拼搏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再想想当年为了偷生个儿子，东躲西藏的受尽了艰难，是多么的愚昧和笨蛋……”我打断老伴的话茬说：“我们始终都不后悔当年的偷躲超生，因为，我们偷躲出了一个优秀的小女儿。”现在我们都看的很开：不管是儿孙满堂的还是孤寡老人，不分君子人等，死了之后都被火化成一小堆儿骨灰，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往烟云。人，只要活着生活好，才是最真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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